昭宁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。
她只知道那顶轿子出了京城北门之后，就换成了马车。马车不知道走了多久，又换成了船。船沿着一条她叫不出名字的河又走了很久，靠岸后又换成了马车。如此反复，水陆兼程，日夜不停。车上备好了干粮和水，甚至还有干净的被褥和换洗衣物——一切都准备得妥妥帖帖。
一路幸有妇人聊天——昭宁叫她“嬷嬷”——话多一些，但也仅限于一些零零碎碎的、关于她小时候的事。
“你小时候最爱吃桂花糕，夫人——不，陛下，让人每天都要备着。你不吃的时候，她就替你收着，等你什么时候想吃了，热一热又端上来。”
“你三岁的时候，在御花园里追一只蝴蝶，追着追着摔了一跤，膝盖磕破了皮，你哭了一个时辰，陛下就抱了你一个时辰，一边给你吹伤口一边掉眼泪，比你还哭得厉害。”
“你五岁那年冬天，陛下亲手给你做了件斗篷，红色的，缎面上绣着金色的梅花，你穿上像个小仙童。你特别喜欢那件斗篷，走到哪儿都要穿着，穿得袖口都磨毛了也不肯脱。”
昭宁听着这些，眼眶一阵一阵地发酸。她的记忆好像在被一点点唤醒。三岁的蝴蝶，五岁的斗篷，七岁的桂花糕——那些被母亲珍藏了十几年的记忆，在她脑子里像被水泡过的纸，模模糊糊。她拼命地想，想到头疼，也只隐约看见一个模糊的轮廓——一个女人的轮廓，穿着明黄色的袍子，头发高高地挽起，朝她伸出手。那只手很白很长，指尖带着淡淡的桂花香气。
她想抓住那只手。
手就散了。
昭宁就是在这样的碎片和眼泪中度过的。她无数次地想师兄，想他发现自己不见了之后是什么样子——是暴怒还是沉默？是疯了似的找她还是坐在客栈里等她？他有没有好好吃饭？有没有好好睡觉？她后悔了。不是后悔去见母亲，而是后悔没有等他回来。哪怕多等半个时辰，哪怕只是一炷香的时间，她就能当面告诉他：我要去见我的母亲了，你在京城等我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
可她没有。她留了一张纸条，写的是“等我”，但那张纸条够吗？它能代替一个拥抱、一个吻、一句“你放心”吗？
她不知道。
她只知道，她已经走了不知多少天，水陆兼程，方向从北转向东，又从东转向南，绕来绕去，像是在故意混淆方向。车窗永远垂着帘子，她只能从帘子的缝隙里偶尔瞥见外面的风景——有时是连绵的青山，有时是宽阔的江面，有时是陌生的城镇和村庄。她不知道自己在哪一国、哪一州、哪一县，只知道自己在往一个越来越远的地方走。
远到连“京城”这两个字，都变得像一个梦。
马车终于停了。
昭宁掀开帘子，看见了一座城。不是她以为的那种城——高大的城墙、巍峨的城门、森严的守卫——而是一座建在山上的城。山不算太高，但地势险要，城墙沿着山脊蜿蜒而上，像一条沉睡的巨龙。夕阳在城墙后面燃烧，将整座城镀成一片赤金色，壮丽得让人说不出话。
马车从侧门进了城，在一座宫殿前停下。昭宁被扶下车，踩在青石板上，感觉整个人都在晃——坐了太久的车船，她的腿已经不太会走路了。她抬起头，看着面前的宫殿。不是梁国京城的那种金碧辉煌，而是另一种气象——古朴、庄重、沉稳，像一棵千年古树，每一根枝干都刻着岁月的纹路。
她来不及细看，就被引着穿过一重又一重的门。每一道门前都有侍卫，看见她们便无声地让开，没有人盘问，没有人阻拦，像是早就知道她要来。昭宁的心跳越来越快，手心沁出了薄薄的汗。她不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——是母亲？是那个找了九年的女人？是一个她连名字都想不起来的“家”？
最后一扇门打开了。
那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殿阁，陈设简朴却不失典雅。窗下摆着一张长案，案上摊着几本奏折，砚台里的墨还没干，说明主人刚刚还在这里批阅文书。窗前站着一个人，背对着门，穿着一件深青色的常服，头发用一支素银簪子挽着，身形纤细而挺拔。
昭宁站在门口，脚像是被钉在了地上。
那个人转过身来。
昭宁看见了一张脸。一张她好像在哪里见过、却又完全陌生的脸。那女人的眉眼和她有七分相似——同样的杏眼，同样的眉形，甚至连微微上挑的眼尾都如出一辙。但那张脸上比她多了太多东西——是威严，是沧桑，是一种经历过惊涛骇浪之后才有的沉静。她的鬓边已经有了白发，眼角也有了细纹，但她的眼睛还是亮的，亮得像两团不会熄灭的火。
昭宁看着她的母亲，没有动。
“宁宁。”母亲先开了口。
昭宁的眼泪在那两个字落下的瞬间决堤了。“宁宁”——是她三岁时摔破膝盖、五岁时穿上红斗篷、七岁时追蝴蝶追到御花园深处时，那个声音叫的那个名字。她根本不记得这些，但她的身体记得，她的眼泪记得，她的心记得。
“娘。”她听见自己叫了一声，声音小得像刚出生的猫，沙哑、颤抖、带着九年的委屈和等待。
母亲的眼眶红了，走上前来，伸出手，像昭宁梦里无数次梦到的那样，轻轻地、稳稳地、带着桂花香气地，把昭宁拉进了怀里。
那双手是温热的。
那怀抱是真实的。
昭宁把脸埋进母亲的肩窝里，闻到了梦里出现过无数次的气息——不是桂花，是一种更淡的、更干净的、像雨后竹林的味道。她哭得浑身发抖，哭得像个十岁的孩子，把九年来没有流完的眼泪全部倾倒了出来。母亲的手在她背上一下一下地拍着，不急不缓，像一个永远不会停的节拍器。
“宁宁，”母亲的声音在她头顶响起，有些哽咽，，“你回来了。”
你回来了。
这四个字，昭宁等了多少个日日夜夜，她自己都数不清了。在山谷里，她以为自己没有在等，以为自己已经接受了“没有家人”这个事实。但此刻，在这个女人的怀里，她才知道——她一直在等。等了一日又一日，一年又一年，等到连等待都变成了习惯，习惯了不去想，习惯了不去问，习惯了把自己当成一个没有来处的人。
可原来，她是有的。
那夜，昭宁在母亲的寝殿里，听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。
她终于知道了母亲的名字——姜知年，大楚女皇。
大楚，这片大陆最南端的一个国度，疆域比梁国小，国力比梁国弱。十六国并立的版图上，楚国是南边最边陲的一个国家。在往南走就是蛮荒之地。而她的母亲，是这个南陲之国的君主，是这片大陆上唯一一位女皇帝
昭宁用了三天，才把母亲口中那个漫长的故事拼凑完整。
那是一段比她想象的要惨烈得多的过去。
九年前的那个秋天，楚国的太上皇——也就是昭宁的爷爷——带着十岁的昭宁离开楚都，在大陆上游历。这本是一次寻常的出国散心，太上皇年事已高，想在还能走动的时候，带孙女看看这片江山。没有人想到，这次出巡会变成一场灾难。
当楚国龙椅上的男人——昭宁的父亲，楚国皇帝沈文——在得知他最敬重的父亲还有最疼爱的女儿遇害，脸色变得比殿外的雪还白。
他没有哭。他是皇帝，不能在臣子面前失态。
之后的半个月，沈文像疯了一样地调兵遣将。他派出三路人马前往梁国，一路搜寻太上皇的下落，一路寻找昭宁的踪迹，一路与梁国交涉，质问梁国并闹得很不愉快，就差兵戎相见。
沈文的四叔——楚国的瑞王沈承，在这段时间里表现得极为关切。他每日进宫请安，与沈文商议对策，帮着调拨兵马粮草，事无巨细，亲力亲为。他甚至在朝堂上当众落泪，说“太上皇是我的兄长，昭宁是我的侄孙女，此仇不报，我沈承誓不为人”。
满朝文武都被他感动了。
没有人知道，这一切都是他策划的。
瑞王沈承觊觎皇位已经很多年了。自幼聪慧过人，文韬武略样样不输兄长。但先帝驾崩时，传位给了沈文的父亲，而沈承，只分到了一个瑞王的封号和一座不大不小的王府。
他等了二十年。等他的大哥继位，等他的大哥变老，他一直在等，等一个机会。而太上皇带着昭宁出游梁国，给了他这个机会。
他买通了梁国境内的流寇，在太上皇的车队经过时发动伏击。他的目标不是杀了太上皇——当然，死了更好——而是制造混乱。只要太上皇和昭宁出了事，沈文就会方寸大乱。
他太了解自己的侄子了。沈文是个好人，好丈夫，好父亲，好儿子，但不是一个合格的皇帝。他太重感情了，重到父亲和女儿出事之后，他的第一反应不是稳住朝堂，而是疯狂地派出人马去寻人。他调走了京城大半的守军，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。
瑞王动手了。
那一夜，京城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。
瑞王沈承率领三千府兵，趁夜从王府出发，直扑皇宫。守城的将领是他的旧部，早就被暗中收买，城门未战即开。御林军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缴械，宫门被撞开的时候，沈文正在批阅一封来自梁国的密报——
他拿着那封密报，看着破门而入的叛军，脸上没有恐惧，只有一种心灰意冷的、万念俱灰的平静。
“四叔，”他说，“是你。”
瑞王站在大殿门口，雪光映在他脸上，将他那张保养得宜的面孔照得明暗分明。他看着自己的侄子，眼底有一丝不忍——但也只是一丝。
“文儿，你不适合坐这把椅子。”瑞王说，“你太重感情了。重感情的人，当不好皇帝。”
沈文没有辩驳。他把那封密报折好，收进袖中，站起来，整了整龙袍，从龙案上拿起他的佩剑。
那一夜，楚国皇宫燃起了火。沈文战死于太和殿前。
瑞王沈承在第二天登基，改年号为“瑞安”。他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追杀侄子的残余势力，清洗朝中不服从他的大臣。第二件事，是封锁消息，对外宣称沈文“因病驾崩”。第三件事，是悬赏捉拿沈文的妻子——皇后姜知年，以及她可能藏匿的任何地方。
他没有找到她。
因为姜知年，在宫变发生的那个夜晚，就已经不在了。